“看到没？那个瘦瘦的，脸白白的，就是黄道周了。”
“认得，天下大儒嘛。”
黄道周算是现在和刘宗周地位相同的理学大儒，和刘宗周动辄辞官的出世观不同，黄道周于仕途还是较为热衷的。
学问不提，崇祯长编上，经常有皇帝与黄道周讨论事情的记录。
但品格上是曾经受过崇祯的质疑。
崇祯早年疑其与东林结党，所以加以贬落，因为援救黄道周，同时还贬落了刘宗周。此事成为崇祯“盛德”的污点，因为这两个是天下大儒，门生遍地，在儒林中威望极高，是品性和学识都毫无瑕疵的那种人。
对此辈，最好是晾起来，不贬也不理，放之江湖，由得他随意发言，虽然十句有九句是废话，但听着无害，有一句有用的，便也是好的。
这是海上长谈时，朱慈烺对崇祯的建言。
有此建议，很多在崇祯年间被贬落的东林官员或是儒臣，崇祯都不加记恨，而是尽可能的起复任用，而不是忌讳所谓的“党”。
“党多了，也就无党了。要紧的不是党派林立，而是把党争建立在一个不影响朝局的范围之内，谁过线，就打谁。”
在朱慈烺与崇祯讨论此事时，言简意赅，说的崇祯十分信服，所以眼前的黄道周的廉政院左院正的任务，才会有此由来。
不过在侍卫们议论声中，黄道周却并不高兴。
他的任命是早就定下来了，出山任这种清要官，原本也是他十分乐意为之的。不过，接事之后，才知道廉政院的工作十分繁芜复杂，种种规章制度详细到了变态的程度，就是他这个堂上官也得学习三个月后才能勉强胜利，不会被下属满嘴的规定所难倒。
在此之前，尽管他是饱学大儒，每天也得伏首案头，寻章摘句，重新当一回小学生了。
如果说黄道周是一个不负责的人，或是一个过于清正而不愿做实事的人，比如是刘宗周那样的，他也就没有这么多烦恼了，可毕竟他是一个迂性子，做事还是认真讲实效的，甩手掌柜这样的事，他也做不来。而廉政院的种种条例，看上去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，对于在心性人心中浸淫了一辈子的大儒，重新见识这些缜密冷峻的教条时，心中的感慨，却是实在不足为外人所知。
况且，以后还会再实行新考成法，置吏法，想尸位素餐，也是难了。
说来倒也奇怪，宋季王安石变法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，打了多少笔仗，费了多少口舌，偏皇太子鼓捣出来的这些法，却几乎没有什么人反对，只有收厘金和涮新盐政时出了一点乱子……但那偏偏又不是法。
只能说，象厚禄、置吏等法，实在是看准了大明现在的病状下药，就连他这样的道学先生，也是没有一点反对的意思。
就算是刘宗周这位向来喜欢唱反调的人，也是绝不会在厚禄法上开口的。
这口一开，得罪的可不止是太子那一帮人，而是天下侧目，千夫所指，无疾而终，就算是刘宗周座下反太子最疯的黄宗羲，也不会行此蠢事的。
这么一想，太子行事为何这般顺畅，自是想的明白。
但伏首案头，每日苦学的辛苦，也实在是为难了这个已经是饱学满腹，学究天人的大儒了。
而黄道周的脸色难看，还不仅于此。
在他任廉政院左院正不过几天之后，朝命就任命了阮大钺为户部右侍郎兼应天等府厘金大使的职务。
谁知道，阮大钺是著名的阉党，当年的留都防乱公揭，就是一棍子打在此人头上，弄的他灰对土脸，几年抬不起头来。
复社的成名一战，也就是在此一役。
但这一次阮某顺顺当当的复职，皇帝还召见，有“唯才是用”的话，阮大胡子从宫中出来时，一嘴大胡子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
这样的事，岂不是气的人发昏？
但群臣连弹章也上不得了。非御史不得弹劾大臣，现在朝廷只准御史上书言事，诸政务官堂上官只准言本衙门之事，而且涉及钱粮兵谷需要详细论述的才准过六百字，否则奏折根本过不了通政司的那关，直接就被打回来。
不准过六百字还是崇祯七年前后的规定，但只准言本衙门之事，则是新加的枷锁，有这规定，就算黄道周想为阮大钺的事上书，他的奏折也根本到不了皇帝的案头！
若是要辞职，则也有明文规定，哪几种情况准许辞职，哪几种情形不准。如果闹意气辞职，将会有严重的惩罚。
宋人重罚犯错的文官，有追夺出身以来文字的做法，现在也是被皇帝拿回来用了。黄道周这样的大官，如果闹意气辞职，那么就是直接追夺出身以来文官，等同白丁，由地方官看管居住，不会赦免，不得擅自离居，每年要向地方官报备起居等等。
这一套办法一颁布，敢拿官帽子当皮球踢的人，现在不会有，将来也不会有了。
毕竟以前辞职，在家闲居讲学博名声，打秋风赚钱也不耽搁，死一个皇帝或是换一界内阁，就可以十分轻松的起复，所以辞官在以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，谏章不纳，挂冠而去，回乡之后也足够吹嘘一阵子的了。
现在？眼看就要改革俸禄，增加收入，这官当的十分有劲的时候，就算不图这个，也为了中兴皇明将来史书留名，或是能为天下做一点实事，轻率辞官的后果太过严重，几乎叫人无法下这种决断了！
朝官不能随意弹劾大臣，负责的御史脖子上套的枷锁也是不轻。御史还是可以闻风入奏，而且对御史的尊重还加强了，任何国家大政，御史都可以发表意见，皇帝和内阁、军务处、都督府等负责的衙门都要在规定期限内回批给上奏的御史，以表达对御史工作的尊重。
尽管皇帝一提起御史就是骂：“那一群臭乌鸦！”，不过，这件事还算是很顺当的办了下来。
但在责权加重的同时，束缚也是多了起来。风闻奏事，只能是国家政务，衙门公事，品官的私德，不在风闻奏事的范围之内，一旦御史随意攻讦朝官，就要彻查，没有实据，弹劾什么罪名，该御史就自坐其罪！
这样的法条当然是有很强的针对性，也是崇祯同意加强都察院的一个先提条件。
明朝的党争之所以严重，由来很久，只是在明末有爆发性的发展罢了。向来党争，不管是杨廷和或是夏言，又或是高拱，张居正，向来就是以自己囊中的御史为先发，所攻击的不过就是当道大佬的私德。
从贪污到好色，再到种种匪夷所思之事，皆能入奏，简直是毫不负责，只是在舆论上造声势，抹黑和打击政敌。
这种做法十分恶劣，明之御史没有品德，看似强项不惧皇权，连皇帝的私生活也经常扫在笔下，但实际上，这样的做法毫无意义，除了引发一拨又一拨的争吵和党争外，对朝局几乎没有任何正面意义。
三岁小儿都知道的事，可大明就是这么争吵了一二百年下来，御史从清要官成了一群黑乌鸦，谁给的好处多，他们就替谁嚷嚷，好处够了，直接骂皇帝三代的事，他们也是能干的出来。
这样的做法，明朝的官风似乎是很硬挺，但也就是把国家的精力徒然虚耗，外敌当前，自己人还争吵不休的事，实在是太蠢了！
就崇祯个人来说，最后的时候他不走，不迁都，不撤守远，就是害怕了这些遇事只会跳脚大骂，满嘴大道理，问治天下，就是人心仁义，问打仗，还是人心仁义，似乎天下大事，只要嘴皮一碰，就可以从容解决。
前一阵子，刘宗周和黄宗羲在南京城中讲学，人家问起当前战事，黄宗羲还是冷笑着道：“若修仁德，则蛮夷自然宾服，不修仁德，则自然刀兵四起。天下事，不必汲汲言利，货利二字不离君王之口的时候，就是祸起之乱源。”
这话听着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，毕竟华夏的道统就是儒家的“仁孝”二字，但这全然是胡话昏话，没有一点建设性的废话。
眼下的南京城中，再也不要这样的昏头昏脑的蠢蛋存在！
最少，在朝堂之上，是不要这些人存身其中了。
因为这样那样的规定陆续发布下来，出来的大臣们脸色也是各异，有人从容，有人高兴，也有人沮丧和愤怒。
而在侍卫之中，则是满满当当的兴奋。
“黄老头子大拜了，廉政司一立，户部的火耗归公一事就要提上日程，厚禄法就要正式实行了！”
侍卫们当然是消息最灵通的一群，议政事时，太监照例是要出去，不得旁听，除非是极少数如王承恩这样的近侍。而侍卫却是免不得要站班伺候，防备刺客和意外事件，所以朝中大事，只要稍有智识，站着听上那么几回，大致也能弄清一些来龙去脉。
侍卫们自己是没有俸禄的，以汉之执戟郎的深意，就是要各家奉献子弟来入宫护卫君王，俸禄只是象征性的一些福利。
不过各家最少也是有官品的士绅之家出身，厚禄之法一施行，所有的人家都会沾光，一想到此，自然个个都是满脸掩不住的笑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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